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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滋根動態   10/08/2014 21:55 對「海峽兩岸城鄉發展研討會」中數項議題之個人回饋

 严国铭

五月十七日参加此次研討會,著實獲益匪淺。此研討會最令人感動之處,在於看到了知識份子的溫暖。有別於一般的研討會僅作純粹的學術探討,客觀中立的價值判斷,冷漠的對社會現狀加以批判;此次的研討會不論是學者、慈善團體代表者、社會運動者、甚至是企業家,其發言的動機都充滿了濃郁的人文關懷。許多發言者,都不像一般學者,僅對社會現象客觀的加以探討,而是自己多年來出錢出力、受勞受苦地實際為社會弱勢服務;如在會議結束前趕來結尾致詞的黃德北教授,本身更是正為弱勢關廠工人發聲而承受絕食之苦,著實令人感佩。
 
此外,研討會雖只有一天,但其不但發言者背景多元,而議題涉及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生態、人權、環保、商業等廣泛之面向,與筆者本身經驗及知識體系產生強烈激盪,故在此就研討會中的數項議題,提出個人心得分享,請各位先進指教。
 
一、網路型學校解決偏遠村寨教育問題 
楊貴平老師談到中國偏遠鄉區女童嚴重失學,除了經濟負擔及重男輕女問題,更重要是學校距離太遠,而中國「撤點併校」政策更加惡化此問題。在楊老師及滋根的奔走之下,終於停止此政。
 
對於偏遠地區之教育資源不足問題,筆者認為可將數個偏遠學校整合為一網路型學校。將地理位置居於中心的學校設為中心學校,其他學校則為其衛星校區。中心學校之資源,不論是師資或設備,都與衛星學校輪流使用。所有的課程,大至分為兩類,一者為單向教學課程,另一者為互動課程。
 
單向教學課程可由省或國家等資源較充足之政府單位,委由師資優良之教學單位製作成錄影帶及電子檔,再給予各村寨之中心學校統合運用。最好每個衛星校區都有自己的播放設備;若無,則至少中心學校都有數套設備,再請校工拿去衛星學校或各衛星學校之家長輪流向中心學校提取設備;位置較遠的校區則需前一天便先拿至衛星學校或其教師家中保管設備。假若兩校區之間距離較近,且與中心學校較遠,也可甲校區週一、三、五為單向教學課程,週二、四、六為互動課程;乙校區則與之相反,故甲校區上完課便將播放設備交予乙校區使用,反之則反之。
 
播放設備之籌措,可從遊說國家或當地政府安排預算、請求其他相關非政府組織支援、向大眾及企業募款。可請當地政府對此專案贊助之個人及企業提高抵稅比率,以增加其意願。企業募款可先向台塑或鴻海等先前便較積極從事公益或亟需與當地政府、社區打好關係、塑造企業形象的公司著手。政府也可獎勵非政府組織,當其捐款額度或捐助物資價值達一定額度,可獲得免稅證或小額免稅證(捐款之免稅額度較一般免稅證較低)。
 
互動課程主要為替學生解惑、糾正及提升學習水平。上課方式可由中心學校輪流派師資上課;校區較遠者,教師前晚便需抵達,住校或輪流借住尚有空間的學生家。此外,師資來源亦可以下列方式增加:
 
(一)義工:招募退休教師或其他相關非政府組織及知識份子加入。
(二)遠距教學:中心學校只需派校工將電腦帶至衛星學校,便可利用無線網路,為學生解惑或進行指導、口試。此設備亦可輪流使用。
(三)實習教師:遊說當地政府規定大學教育相關科系畢業前,或畢業後正式擔任教師前,需到鄉村服務以滿足實習時數要求。
(四)軍士官支援國小教學。軍士官在無戰事、軍事演練或其他重要事項時,目前已被用於救災、協助農忙。但上述事項亦並非常事,故平常無任務時,基層軍士官從事國小教育之協助,只需略加教育訓練,以其學術能力教育國小,應游刃有餘。
(五)社會役:在台灣一般男性皆需當兵,但因兵源過剩,某些人便服社會役。個人認為其實大陸上也可推行社會役,讓青年人不論男女皆能接觸社會的不同層次。洪蘭教授認為生命教育便是要讓學子親自去體驗、感受,如此才可改善紙上談兵式的傳統道德教育。當今某些社會菁英,尤其是執政官員,會說出「何不食肉縻」之類似話語,且對弱勢者毫無同理之心,很可能便是缺乏與弱勢階層接觸之體驗。此外,接觸不同環境,也可增加青年人之多元適應力、觀察力及獨力性,並培養對其所有產生感恩之心。社會役亦可降低青年失業率,並在正式上班前先適應社會人際之多元複雜及解決問題能力。
 
大陸政府亦可規定實習醫師需到村寨服務,以增加經驗、確保回都市時之服務品質。台灣男性醫生在正式執業前,大多在當兵時已有當軍醫之經驗,故正式上任時便不致於惶恐不安。
 
教材可分為一般教材及自學式教材。一般教材指一般學校,給老師授課用的教材;而自學式教材則是給學生在無教師教導下,自學用教材。一般教材通常給學生的課本資訊較不完整、習題無解答,而補充資料則另列於教師手冊。由於村寨之教師不足,故中央或省政府可為村寨編寫自學式教材。通常衛星校區的老師可能需一人教數年級、數科。此外,義工及實習教師之經驗及專業度可能不足,故資訊完整、講解清晰的自學式教材便可彌補此問題。此外,讓無法上學的學生,也可領取自學式教材在家自學。
 
教材盡量採可重複使用者,而使學童不必購買。如學校借給每位學生課本及小白板,期末歸還。學生以小白板練習寫字,以代替作業本之購買。在美國公立學校也是由學校借學生課本,期末歸還。
 
二、善加利用資本文化而非與之對抗
邱建生副祕書長在報告增強農村文化抵抗資本文化。此舉可能產生三方面的問題:一農村文化是不可能足以抵擋全球資本文化;二是農民可能本身根本就渴望資本文化;三是資本文化本身就不應抵擋,而是應將其善加利用,突顯農村文化特色。
 
首先,別說農村,即使是國家,亦難以抵抗資本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全亞洲不受資本文化影響的國家似手寥寥可數。其次,農民可能基於成本、獲利及便利性考量,而自願選擇資本文化。許多美國知識份子批評全球最大量販連鎖店沃爾瑪公司(Wal-Mart)為「小鎮文化殺手」;基於便利及價格的考量,不只是美國,全球各地的村落居民,皆在無人強迫下,自願性地選擇改變。童小溪教授則進一步指出,即使村民是資本主義叢林的弱勢,他們也要爭取資本主義社會中應有的權利。
 
童教授在綜合討論中談到,馬克思認為資本的本質是血腥的,但筆者較認同李驥董事長所言:「把資本視為工具,而非目的」,如此資本便可成為幫助弱者的神兵利器。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浪潮,也不一定只會傷害當地文化,有時反而會剌激當地人民的自覺,而強調在地化(localization);如現在台灣推行母語教學,便是對全球英語熱的反思。此外,兩者也可能調和為全球在地化(glocation)。例如台灣政府推行的文創產業,便是運用資本,及現代化和科技化,以行銷當地文化、籌建民宿、建立網路團購、溝通平台,並幫助農產品外銷。故大陸在城鎮化之時,不應破壞原鄉村文化,反而應找出與其共存之或利用資本文化突顯其村寨文化特色。
 
三、鄉村文化之主體性及鄉村農民之主體性之分別與衝突 
主體性一詞,仍是來自西方哲學 「Subjectivity」之翻譯, 其與客體性相對,而主體具有客體所無的「自由意志」(will)。主體性與中國思想中最近者,為佛家之「佛性」,及儒家《中庸》所言天命之謂性的「性」。「自由意志」並非隨動物性慾望、物質利益而為所欲為;反而是當其彰顯時,便會為正義而選擇放棄自已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生命,即如孟子之「捨生取義」。當小農重視農村文化甚於自我利益時,方可視為農民主體性之展現。故研討會中不同發言者,所提重視農民之主體性,其實較精確的說法應是指重視農民之主體利益。
 
筆者發現,研討會中,雖常提到鄉村文化之主體性及鄉村農民之主體性,但似乎並無探討之分別,而某些發言似乎認為兩者是相等的。實際上兩者不但不同,更常發生衝突。如前所言,鄉民可能為便利及經濟的考量,而改為到量販店一次採購完成(one stop shopping)。此外,童教授也指出,農民為獲得較高補償,有時會在被前徵收前故意蓋更多房子。李董事長也提到其與小農合作時,當合約之遵守有違農民之主體利益時,農民便可能因此違約。由此可知,農民在考量主體利益時,是可能輕易犧牲鄉村文化之主體性;故當農民過於短視或僅重視自身利益時,此時關注重點便應傾向農村文化之主體性。
 
此外,童教授提到溫鐵軍教授是其啟蒙老師,然而兩者對農民的提出保障農民利益的方式剛好相反。童教授是建議以「解放農村勞動力」來保障農民利益,此思維係指以提高農業規模的方式提升生產效率,進而減少農村勞動力的需求,甚或將此勞動力引入收入更高的產業;溫教授則是提出能容納較多農業就業的「生態農民」的觀念,藉由生產附加價值較高的有機產業提升小農之利益。
 
童教授建議的方法是的確守護了鄉村農民之主體性,但未能顧及原有鄉村小農文化之主體性;溫教授的方法則兩者皆能兼顧。童教授的方法與中國總理李克強主張欲使中國農民致富便須減少農民的想法相符,為目前城鎮化之主要方向;溫教授的方法則為有待未來大力推廣的最佳理想狀態。
 
四、企業的多元社會責任與小農協助 
許多老師幽默地說李驥董事長應多照顧弱勢小農,而他也玩笑著回應他快變成靶子了。其實企業家的責任是非常多元的,切不可因照顧弱勢生產者,而過份犧牲獲利,如此便無法照顧員工褔利、股東獲利及消費者權利(如替消費者在物價上把關)。
 
此外,某些發言者對為何一定需達到規模經濟感到質疑。其實,即使是企業,亦不敢違背規模經濟之商法,因為若違背而使企業成本過高,則就算不被競爭對手淘汰,也會為消費者或其他市場因素所背棄。例如沿海企業決不可能為了向內陸一家小農購買稻米,而特別派專車來回載運農產品。故企業家幫助弱勢小農,並非以賠錢方式向其收購產品,而是以其商業專長提供相關建議;如種哪些產品附加價值或市場需求較高、建議成立合作社以形成規模經濟並避免被剝削、教導或幫忙建構通路、產品包裝行銷等。
 
此方面滋根可遊說各省或縣政府成立由農技及企業專長者組成小農協助團隊,去各村寨指導,或由滋根請李董介紹多些具此方面專長者的義工協助小農。除請專人提升小農之專業技術及商業觀念外,亦須灌輸「誠信」等道德觀,堅守合約與產品品質,方能與企業接軌。
 
五、專業術語之使用 

  楊貴平老師對大陸專業人士以過多專業英文術語與小農溝通深表不以為然,而對自己在發言中不自覺地使用英文術語感到有些尶尬,而以「我是美國華僑,所以可以原諒」幽默的方式為自已解套。其實,以英文術語向小農溝通確實不對,而楊老師在會上以英文術語發言卻毫無不妥。此問題可從溝通模式及語言學中的語用學探討。

()從溝通模式探討
  前政大企研所所長許士軍(1994)依Berlo的溝通模式再加上「溝通效果」及「回饋」,而形成如下之雙向溝通程序:
雙向溝通程序

   從上圖可知,當學者以英文術語進行編碼時,毫無考量小農收訊後是否有解碼能力,故其須為溝通不良負責。反之,楊老師在會上以英文術語發言,以與會者之學術能力,對解碼毫無困難。       

                                                                              ()從語用學探討
「語用學」中的合作原則有四項,其中第四項為方式準則(Manner Maxim);而方式準則之第一項即為避免晦澀。以英文術語與小農溝通,是否違反此原則,可謂不言而喻;而在充滿大學教授的研討會上,英文術語則非艱深之溝通障礙。 
 
六、民族自信自覺之建立
楊貴平老師認為過分使用英文術語,顯示民族自信的不足。舒詩偉老師也提到,不應僅以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視野,一昧以幫助農民脫貧的角度,來看待及幫助農民。邱建生副祕書長也附和舒老師的看法,而認為中國應產生自覺性,而非一昧從西方視野看中國問題。
 
李董事長提到,中國總理李克強主張以農民為核心的城鎮化,而楊老師也提出以人為中心,不能以利益為主,才能解決問題;相信如此具中國特色的鄉村發展方向,可帶來改革的成功,並為國人帶來自信。
 
七、提倡參與式消費
溫鐵軍教授的投影片中,顯示了「市民參與式的有機農業」的概念;在謝英俊老師演講中,亦提到因為居民自建,故一棟房屋僅須七萬便可建成。此外,張聖琳老師則是提到她當台灣藍鵲茶的義工以維護生態。由於三位老師的演講,使筆者產生「參與式消費」的概念。房屋及有機農作物通常單價較高,而其單價高的主因之一皆為較耗人力。因此若能「自屋自建、自食自種」,則能大量降低其成本,增加市場接受度,建造或耕種自己的房屋及農作亦會更用心,如此居住及食用便會更安心,而居民及消費者也更有成就感。
 
「自食自種」係指消費者參與較耗人力之環節,而使農民於農忙時不必另外再請臨時人員,如此便可降低成本及售價。例如消費者可自行種植所需蔬菜,而後續維護如除蟲、澆水則主要由農民負責。消費者閒暇之餘,亦可參與協助維護。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異化勞動〉一節提出「異化」,並批判資本主義下生產方式,會產生工人與勞動產品、勞動過程的異化,及人與人類本質、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工業革命前,一個師傅通常獨立完成一樣產品,故作完一項產品似乎就像生了一個孩子。工業革命後,工廠每個人只單調重複地生產同一零件,或同一流程,故不但人與產品或流程間毫無感情,工人也淪為只會作零件的生產工具而喪失其主體性,而工人間不須也不可交流。

參與式消費,使消費者亦扮演生產者,利用資本文化之科技與知識,卻打破資本文化下生產的異化現象,提升消費者之生活水平,並建立具社會主義理想之生產方式。
 
八、擴大知識領域及多元科技整合 
黃麗玲老師綜合討論時提到,有時向官員之行政提出質疑,但官員都只回答是依法行政,而黃老師便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法律本身就有問題。當法律有疑義時,其實有兩項途徑以資解決。一是政治途徑,邀集相關人士形成利益團體,向立法人員遊說;另一途徑則為法律性,先進行行政訴訟,當用盡一切司法救濟途徑後,便可聲請釋憲。像最近一號的釋憲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709號解釋,便是由文林苑的當事人王家所聲請,而認定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第1、2項及第19條第3項前段不符行政程序,宣告違憲。
 
城鄉發展本身便涉及多元之學科領域,尤其科際整合又當代學術界所倡導,故課程最好包含法學緒論、企業管理概論、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權等,如此不但能洞察城鄉發展問題,更易以多元角度提出解決之道。
 
九、從性心身談對滋根的期許
滋根及楊老師等人長年來為中國弱勢的奉獻是令人欽佩的,他們以知識灌溉學子的心、以醫療強健兒童的身,而只要再努力「一點」,則一切便趨於完美;這「一點」便是啟迪大家的「性」。「性」,即人之本體,具有能同理他人苦痛的良知良能。
 
當每個人突然看見小孩子將掉入井中,必不自覺地驚呼而伸手救之。在此電光火石的剎那,毫無思考的本能反應,便是本性中良知良能的顯現,而非後天知識教育所養成。其實,林益世、陳水扁、賴素如,哪個不是高知識份子?今天天下的高知識份子若都像滋根協會如此出錢出力地為弱勢服務,全球就不會一方面約有12億至20億頓的食物,即近半數食物被丟棄;另方面卻有8億6800萬人,約全球人口12.5%,飽受飢餓之苦,而每年更有超過250萬兒童因營養不良而死。
 
滋根協會較其他慈善基會更有優勢的地方在於,滋根為少數大多由學者及社會地位祟高者所組成,故具較大之影響力。而楊貴平老師更獲《中國新聞週刊》選為“影響中國”2012年度公共利益守望者。筆者不但希望滋根能喚醒農技、企業、醫療等各種專長者之良知,共組巡迴小農協助團、種子教師及醫護人員培訓團。此外,更希望能與人大代表胡偉武溝通而影響政策,以系統式的方式喚醒全中國人民的良知良能,如在所有小學課程中編入體驗貧農生活的生命教育、全國青年服社會役、教育、社服及醫療科系之大專生需至村寨實習服務。
 
現代教育僅重功利導向式的知識灌輸,完全缺乏啟迪人性的生命教育,無怪乎產生冷漠的社會。洪蘭教授指出,嘉義有位老師於報紙投書表示,她讓學生看一部電影《跑吧!孩子》,電影中小女孩的母親要臨盆了,她趕著去鄰村請產婆,跑到一半,鞋子壞掉,她只好光著腳跑過滿是碎玻璃和尖石頭的路,滿腳鮮血淋漓,我們的學生完全不能了解為什麼小女孩不顧自己的痛,還要繼續跑,只是一昧七嘴八舌在批評她不會想別的方法。筆者光是看到文字描述便於心不忍,這些學童年紀還這麼小,就已經連看了影片都還麻木不仁,可見知識增長了下一代的批判能力,卻也抹煞了他們人之所以為人的最主要因素--同理心。
 
楊老師提到芸芸苦難眾生如此之多,為何選擇幫助中國,是因為血濃於水。林孝信老師則認為中國有一優勢,便是更有能力實現鄉村理性發展。筆者認為,中國的優勢能力可來自三方面,一是人民充沛的腦礦,故高素質人力的人事成本相較歐美,普遍低了許多。二是財力,中國不像西方國家債台高築,甚至面臨財政懸崖;相反地,中國擁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存底。此外,中國近年來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三是政治影響力,中國的施政效率及管制能力較高於一般國家,國家在意識形態上並不完全認同資本文化,且對社會各階層之利益均衡重視。
 
筆者在網路上看到楊貴平老師,以她「五管齊下」的方式,成功達到了政策倡導的目的。若楊老師能影響中國政府實施本文中的各項啟發良心的制度,以政府充份的影響力及財力,引導數千萬聰明勤奮的中國人一起救助貧弱者,相信不久後,滋根不再是以全球資源救助中國貧弱者,而是以中國「人溺己溺」之心、充沛積極之力去救助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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