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做小事

當時保釣的積極份子董敘霖在聯合國工作，他參加了聯合國“百分之一基金會”。這是聯合國一些員工自願地組織起來，把他們每年百分之一的收入，用來支援發展中國家小型專案的一個組織。董敘霖提出：“我們也許可以用同樣的經驗成立一個組織，聚少成多，做小事、做實事”。這就是滋根基金會成立的背景

董敘霖提出滋根基金會的願景，是支援“以人爲中心、可持續的發展”。

這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一個只看“物”、不看“人”，只看國民生產總值、只看經濟，以消費爲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下的社會，是不可能持續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物”所主導，現代人用了下一代的資源，使我們的環境越來越惡化。所以我們希望看到一個“以人爲中心，可持續發展”，與自然相協調，以合作爲主的另一種發展模式。在發展中，首要的是每個人應保障基本需要，因此我們具體支援的標的是“中國處境貧困的人民”，支援的內容是“人的基本需要”，這包括基本教育、基本醫療衛生、營養和保護環境適當技術的推廣。滋根還特別注重女童及婦女接受教育及參與發展的平等權利。

爲什麽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同胞同文同種，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深深的在我們心中。此外，當時的中國大陸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再加上“保釣”的影響，使我們不能忘懷有悠久歷史，飽經憂患的祖國。

找保釣朋友出錢出力

 

有了願景、有了標的、有了具體的目標，我們需要錢、也要人。當然，關於“人”方面，第一個就是找保釣的老朋友。1988年，在我們紐約的家裏，找了一群“保釣”的老朋友。居乃虔、李騰芳，董敘霖，後來的劉虛心，曹宏遠及小輩李慧儀，陳立人等，這些人變成“滋根基金會”的強力支持者。大家湊了3000塊錢，這就是我們開始的老本。

之後，我們想光是有紐約的人支援還不夠，臺灣也要有啊！非常偶然的，碰到了從臺灣來美訪問的韓嘉玲。跟她談起“滋根基金會”和支援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韓嘉玲馬上投入並同意：“臺灣也要有一個滋根。”她寫了一個名單，裏面多是參加過臺灣“保釣”的人。她說“只有他們才最熱心”。

1990年，我離台20年後第一次回到臺灣，立刻就在我妹妹楊小定的公寓裏開始招兵買馬。當時一個人都不認得，就按名單打電話給陳映真、夏鑄九、王曉波、林聖芬等人：“我們有一個滋根，支援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你們要不要參加？” “行！”“好，交錢。” 這樣，1992年在臺灣成立了“中華滋根協會”，楊小定雖然沒有參加過“保釣”，但一直是臺灣滋根的骨幹和主力。

落葉歸根，中國大陸也應該有滋根。經過非常艱苦的歷程，直到1996年，在中國正式成立了在國家民政部註冊的全國性民間社團組織，全稱是“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當時中國滋根的一些理事例如趙玉芬，戴新生，陳家耐，范樂年等都是曾經在美國及歐洲參加過保釣，回到中國大陸工作定居的人。

2007年，在香港成立了“香港滋根”。至此，美國、中國大陸、臺灣及香港，都有了在法律上獨立，有共同理念，互相合作的滋根姐妹組織。

滋根的成員及積極支持者，很多都是參加過“保釣”的，“滋根”因此始終帶著“保釣”運動的深刻印痕和貢獻。當然，此後有很多沒有參加過“保釣”的人，也陸陸續續參加了“滋根”。

尋找貧困地區，從偶然到選擇

 

有了正式的組織、有了3000塊錢，要支援的標的是最貧困的人，當然是在農村。但是到哪去找貧困的農村？當時參與滋根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到過中國大陸，即使到了大陸，也只是去了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沒有人去過農村。這怎麽辦？生命裏有很多的偶然，有的偶然開花結果，有的偶然隨風而逝。偶然遇見大陸清華大學教授毛健雄到美國訪問，他的弟弟毛健全在貴州工學院教書，“什麽人都認得，貴州又最窮”。 毛教授帶我們去了貴陽，並開始在一個縣城支援圖書，從此“滋根”和貴州結了緣。

1989年，我從北京坐飛機到貴陽，機上碰到一個叫羅義賢的年輕人，他現在還是中國滋根強力的支持者。他大學畢業以後，在中國銅仁地區的偏遠鄉村，從事農民農業技術培訓工作。羅義賢問我到貴州幹什麽？我就非常起勁的說：“我們有個基金會啊，要支援貧困農村專案啊，不知道到哪裏去找。”他說，那些在公路沿線的農村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貧困農村，“要看貧困農村，你跟我來！”我那時候膽子可大呢，下了飛機，就跟著這個完全不認得的人坐了八個小時的火車，清晨三奌到了一個叫“玉屏”的小站。一輛破舊的吉普車在那裏等著我們。車子在山中轉來轉去，手得抓住吉普車的門，否則門似乎就會給吹掉。

到了銅仁之後，和他及司機去了很多村寨，住在農民家。我才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貧困地區的農民。他們的生活非常艱苦，屋子在漏雨，人和牛住在一起。除此之外，最大的感受就是老百姓太勤勞了。那麽艱苦的地方，那麽少的地，但大家還是早耕晚歸，堅信用自己的勞力維持自己的生活。這對我震撼很大。我同情他們的貧困，更尊重他們的勤奮。我訪問了羅義賢主持的針對農民的農業技術培訓中心。回美國紐約後，我帶著培訓中心提出的，東山鄉村民的“種桑養蠶”、“地膜覆蓋”及“兩段育秧”，及培訓中心的圖書專案，滋根會員們對這些專案的感覺是多麽的新鮮！大家一致同意支援。

1990年初，經毛老師的介紹，我到了以苗族爲主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縣。在訪問中，我遇到了一個苗族女代課老師。她說，“你們爲什麽不支援女孩子上學？我的村裏很多女孩沒有上學。以前還有多，現在一、二年級有幾個，到了高年級一個女孩子都沒有了”。我非常驚訝，要求去訪問她的村子。行程是非常艱苦的：沒有交通車，在縣城找到一輛拉豬的破舊卡車，開向了苗嶺深山。路是狹窄彎曲的黃泥山路，被水沖刷了。到處是深深的溝痕。車子顛簸，路兩面是沒有護邊的懸崖絕壁，觸目驚心。經過3個多小時驚心的車程，車停了。我們以爲到了，當地的隨行者指著雜草叢生的小徑說“從這兒就要步行了”， 爬過三個大山，涉水過河，終於見到一個個苗族的村寨。

在村中我遇見很多不到十歲的女孩，背著更年幼的弟妹在田間幹農活，當我問她們“有沒有上學？” 她們多搖頭，我瞭解到她們從未上過學。

深入調查——爲什這麽多女童沒上學？

 

兩個月後，我和貴州省三位教育研究員到雷山縣最偏遠的方祥鄉，針對女童入學少的現狀及原因，訪問了學生、家長、老師和村民。發現當地適齡（6歲至12歲）男童的入學率77%，女童入學率只有27.8%。許多學校除一、二年級有幾個女生外，全是男生，在一些學校甚至一個女學生都沒有。針對女童入學率低的原因，教育部門解釋是父母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家長則說是沒有錢交學雜費。經過大量的訪問和調查，得出以下影響入學率特別是女童入學的主要因素：

1. 家長不能負擔昂貴的書費和學雜費。當時雖有九年義務教育法，但沒有做到免費教育，貧困的父母不能承擔超出他們經濟能力的書費和學雜費。當時一個小學生一年的學費要40元人民幣，但是農民一個人一年的現金收入不到100人民幣，他們需要用這些錢買種子、化肥、燈油等等，因此根本拿不出錢送孩子上學。許多男孩上學的費用也是家人東借西湊弄來的。一個家庭如有兩個孩子上學，往往犧牲了女孩；

2. 學校距離家太遠。許多村附近小學只到一、二年級，到了高年級，就要走2到3小時的路到中心校，中心校住宿條件極差，孩子要自帶柴米，女童住校不安全，父母不放心；

3. 傳統重男輕女的思想，加上父母承擔昂貴的上學費用，更使父母支援男孩而不支援女童上學。

同時，我也看到，中國農民是重視教育的，訪問中遇到許多父母因沒有給孩子上學而痛哭失聲。

從6歲到14歲，大大小小都來上學了—20年的第一年

 

我帶著雷山縣教育局要求支援方祥鄉12個最偏遠村寨的女童助學金的申請書，回到了紐約。滋根的會長李慧儀立刻召集大家開會。12個村的適齡女童共300多人，對支援部份女童或是全部，我們也作了很多討論：如只支援一部份女童，大家都一樣貧困，都需要。怎樣選擇？如全部支援，經費從那裏來？結果大家同意全部都支援，加強出去捐款，如不夠就由與會者自己墊付。 滋根和雷山縣教育局簽了合同，由滋根提供這12個村所有6歲到12歲的女童入學助學金，共6年，以使貧困女童能安心到小學畢業。那時一個孩子一年的助學金一年是7美元。能夠免費上學的消息傳出去後，再加上老師挨家挨戶的發動女童入學，村裏的女童，除了極少幾個在四、五年級外，大大小小都來上一年級，有的還帶了弟妹來上學。

格頭村李雪花，楊豔英已經14歲了，也上了小學一級。

深山苗寨來了一批批遠方的客人

 

1991年，我和滋根的會員蒲慕明（有名的生物化學教授）、台大教授楊小定及另外兩個會員在貴陽會合。然後坐8小時火車後再坐2小時的汽車才到雷山縣城。到了雷山， 我再度到了方祥。蒲慕明及楊小定很少爬山，穿的鞋也不合適，撐著一步步走著。艱辛跋涉，終於到了方祥鄉格頭村。

我們住在農民家，清晨聽見村中充滿了嘹亮的讀書聲。念書聲振動著木板搭的小學校，校舍都跟著搖動。孩子們紅紅興奮的小臉，村寨充滿了生命的氣息。老師告訴我們，當他們知道女孩子上學不用交費，就挨家挨戶的去說服家長送孩子來上學。雷山縣教育局也大力支持。學生增加了，需要老師，教育局就派了師範畢業有經驗的老師來到村小。離開格頭村後，女孩們一路唱著苗歌送行，直到被山谷隱沒了我們的身影。

我們一行再繼續向深山中的方祥出發，那兒還有8個學校。這次的山路比到格頭還更遠、更陡。我們爬過兩座大山，精疲力盡的下了山，終於到了一灣清澈見底的小河。沒有橋、也沒有通到對岸的河道，大家只好脫了鞋，捲起了褲腳管，涉著冰涼的河水，跌跌撞撞的過河。楊小定老師每隔十分鐘就會間“還有多久”，並一路怪鞋子不好。就這麽上山下山地翻過了三座山，4小時後才終於到了方祥中心平祥村。

進到村裏，迎面看到一間破爛的小木屋，大約就是學校。木屋前，幾個孩子在黃泥場上追趕著玩耍，其中有兩個是女該子。我們齊聲問“幾歲了？有沒有上學？”她們奌看頭大聲的說：“我們都上學了”。記得去年來這兒調查時，村裏只有兩個女孩在學校。我們深深感到滋根助學金的效果。我們大家在村裹過夜，住在村民家。晚上沒有電燈，在煤油燈下和村民及老師一起談村的歷史、農民生活的辛酸、孩子上學的困難。在這遠離外面世界的深山村落，我們彼此是多麽的接近！我們共同關心著同一個主題“女孩子上學難”。

 

校舍是危房，村民出工出木材，滋根出現錢

村裏的適齡女童都來上學了。破舊的校舍擠了這麽多學生，4個孩子擠在一張破舊的書桌上。格頭的老師指著己成危房的校舍問“滋根能支援我們修一個大奌安全的校舍嗎？”我和老師坐在面對學校的操場上，計算著當地能出什麽？滋根能出什麽？村民能出工出料，但出不了現錢。

回到紐約，帶著格頭村建校舍的申請，在高速公路上開了一個半小時的車，聚會在李慧儀家。 “申請書的計劃詳細，經費合理。孩子來上學了，是應該有足夠安全的校舍”，大家一致通過了申請，每人承諾要加強捐款。

村民們爲建學校，開了多次村民大會。村民們將自留山上的樹捐了出來。老師、村民和學生一起到河裏拉沙子做地基。滋根出了需用現錢才能買的材料：玻璃窗、釘子、屋頂瓦片，還有工匠費。有瓦頂的新校舍建成了，這是全村的驕傲。

 

每次訪問看到更多的需要

以後的每一年，一些滋根的會員和義工，都會自費到方祥。同樣的翻山越嶺，同樣的淌水過河、住農民家。滋根支援的一些女童有的進入了五年級，學校的老師、村民都和我們成了老朋友。每次訪問，都會和他們淡到深夜：談他們的風俗習慣，談他們的需要，談他們的理想家鄉。

老師和貧困村民們的幻想是最基本的：女孩上學了，男孩的入學率也增加了，但還有些孤兒男孩，生活更苦，沒錢上學；村裏以前的赤腳醫生，在人民公社解散後，沒有公共的支援，大都再成了農民。沒有醫生，村民的小病成了重病，孩子吃了河裏的生水，得了痢疾，脫水差奌死了；一個孩子砍柴時砍到腳，發炎不治，一隻腳跛了……

我問他們：

“鄉村衛生員，到哪去找，政府能派嗎？”

“我們可以在村裏選人出去培訓，縣衛生院可以培訓，只是學員的交通、吃、住沒方法解決啊。”

“怎樣選人，要培訓多久？”

我所有的問題，方祥鄉衛生院新上任年輕的羅醫生都有答案。他己經想了很久了，計劃也做了無數次，但就缺少那麽一些經費。

我說：“如果滋根能夠提供那麽一點經費，你們能夠找人辦起培訓來嗎？”

“你們從萬里海外來到這裹，你們將工資拿出來觢助我們，我們還能不盡力嗎？”

學校遞來了申請，要求支援孤兒男孩；衛生院遞來了申請，要求支援衛生員和衛生員培訓；鄰村、鄰縣，遞來了申請，要求支援女童入學。我們開始深刻感受到貧困農民的孩子特別是女童上學難，偏遠鄉村缺醫少藥的普遍需求。

 

他們的夢想，成爲了滋根的夢想

和滋根支援的孩子見面，和老師、家長們一起喝酒。我們不是去檢查專案，我們是去看望他們，看怎麽改進工作。 滋根和方祥的孩子、老師、村民成了朋友，成了家人，成了建設家鄉的夥伴。

當時雷山縣的教育局派了副局長李文和秘書石聲德做滋根的聯絡人，衛生局的吳如群、保護處的余志彪、退休的老教育局長余志芳、司法局長胡志鴻等都成了滋根專案顧問，鄉和村裏的一些老師及村長也成了滋根的朋友。每次到雷山縣城或是到深山苗寨，我們都有一群對本鄉本土關心、對滋根關心的當地人。我們在一起談著如何發展家鄉，他們的夢想，成爲了滋根的夢想。

我們又在李慧儀家開會，談的都是怎樣捐款，怎樣讓更多人知道中國貧困人民需要。要捐款，首先拉親戚朋友。捐扻的人需要給收條，要有財務報告，要編寫滋根通訊，要辦捐款餐會。滋根會員們多有自己的工作，這些事只能夠在下班後和周末去做。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二十年過去了。

從美國通往方祥的路上，坐飛機、火車、運貨拉豬的大卡車、小汽車，最後爬山涉水，爬三座大山，淌水過兩條河。我每年一次，不間斷的走了十三年，直到通了公路。

 

孩子一天天長大了，滋根也逐年成長

滋根支援的孩子們一天天長大了。進了初中、進了高中、進了大學…。她們畢業後，回村成爲第一個女老師、第一個女衛生員；有的進城務工，給家鄉帶進了收入、訊息和技能；更多的則留鄉創業，在村裏改進生産，成立婦女小組，發動村民建設家鄉。二十年前的女童，今日的婦女，是發展鄉村家園的主力軍。鄉村發展需要人才：滋根開始從事鄉村領袖人才的培訓，鄉村教師的培訓，更直接的 爲鄉村發展培訓人才。

二十年來，滋根長期支援中國十一個省的二百多個貧困學校和鄉村的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衛生、鄉土文化及環境改善。滋根支援當地人缺少的基本需要，當地提出專案計劃，當地執行專案，滋根只給一些必要的支援，滋根只是起一個雪中送炭的作用。

 

從苗鄉小妹到村寨建設者

• 十四歲才上小學一年級的李雪花，初中畢業後，看到村裏沒有女老師，回到村裏做代課老師；
• 十年過去了，李雪花離開了學校，組織婦女，成立了婦女中心和繡花小組，帶動婦女建設家園；
• 14歲才上小學一年級的楊豔英，師範大學畢業了，回到村裏，做了女老師；
• 楊竟芬衛校畢業了，成爲村裏的第一個女衛生員；
• 吳曉平初中畢業了，加入了村婦女小組，留村創業改善家園
•  更多的女童初中畢業了，是能寫能算，有科學知識的農民；

共建美麗的毛坪村

坐落在崇山疊嶂的苗嶺深處的毛坪村，滋根在這兒從支援女童上學開始，如今：

• 中年以下的女性村民都完成了小學、初中教育；
• 村中有熟悉村民的女衛生員爲村民就近看病；
• 全村推廣了節柴竈；砍柴不用走那麽遠了，婦女的勞動力得到解放；
• 留村的婦女成立了婦女小組，把婦女們團結起來，組織繡花以及各種活動，成爲帶動鄉村發展的一個主要力量。

 

不同背景，不同地方，走到了一起

滋根的參與者也多樣化了，特別介紹利碧琳。她是在香港高中畢業以後到美國，主要講廣東話和英文。退休以後，想找一個有意義的事做。她住在西雅圖，特地坐了飛機到紐約參加滋根的理事會。後來，她隨我們到了雷山。從此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滋根的工作中。滋根有什麽地方需要做而沒人做，她就主動去做。從不會打中文到學會打中文，不會講普通話到學會講普通話。她多次到雷山縣最貧困的毛坪村，和當地婦女一起討論，怎麽把當地的婦女組織起來。她支援村裏建立“婦女中心”，鼓勵她們成立婦女繡花小組。小組的成員是農民，又是多姿多彩的繡花者。婦女們聚在一起，一面刺繡，一面聊天。她們成了一個小團體，互相支援。她們知道怎麽爭取自己的權利。有一個團結的機制，大大增長她們自己的信心，不再怕她們的老公。滋根常常在捐款的時候，把她們繡的布包拿出來賣。每一針、每一線，都非常有藝術性。

十年來，美國

• New Jersey從事電腦工作的胡承渝，負責“滋根通訊”的編輯和排版；
• Houston銀行工作的劉虛心和她的一群朋友，每年將滋根通訊裝訂郵寄；
• Boston的醫生龍利利，和從事研究工作的曹宏遠、龐大文，每年辦音樂會，爲滋根湊款；
• Los Angeles在大學教書的Paul Lee，20年來不間斷的爲滋根捐款介紹新朋友。

臺灣的

• 楊小定、汪其桐，每年到滋根支援的貧困村寨，瞭解孩子和村民們的需要。
• 張靜和、張洵每年到黔東南的村寨，訪問每個她們支援的學生。

在最新成立的香港滋根中，

• 胡雙多是美國華僑的第二代，見了朋友就宣傳滋根；
• 美國的Marcy，爲了能和雷山的孩子對話，學會了講中文。

2000年後，大陸到美的留學生也越來越多地加入了滋根的行列。童小溪留美多年，回大陸後，跑遍了滋根的專案點，參與了滋根專案的大量工作。

在中國大陸，許多才從學校畢業、有志於發展中國農村的年輕人，成爲滋根全職的參與者。他們長期住在農村，和村民們同吃同住，瞭解當地的需要，從事專案的調查，聯繫、跟蹤。

還有更多更多的人，來自不同背景和不同地方，本著做小事、做實事的精神，通過滋根的橋梁，共同參與，爲一個更合理的、可持續的未來作點滴的貢獻。

 

滋根的種子在中國大地生根，願滋根的花朵開遍大地

從1970到2009，四十年過去了，當年意氣風發，激情理想的保釣朋友們，已不再年輕，大多已從工作中退休。但他/她們仍然關心世界、關心社會，從不同層面默默的爲一個更公平合理的未來做貢獻。

二十年來參與滋根的保釣朋友們，仍然本著做小事，做實事的精神，走村串寨，訪問貧困農村農民，瞭解她們的困難和需要，參與滋根的捐款，宣傳，通訊等等工作。

20年來支援適齡女童及孤兒男童上小學、初中，大學九萬多人次，；近千個教育、衛生，環境綜合發展專案。

滋根會員的數目不斷增加。他/她們來自於美國、香港、臺灣、歐洲，近年來更多的來自中國大陸。大家來自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職業，因著滋根，從陌生到熟悉，一起為同一個目標努力。

滋根的姐妹組織

美國滋根基金會只是滋根大家庭中的一員。在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都成立了有共同宗旨，法律上獨立，互相合作的姐妹組織。「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在北京、貴州、河北分別成立了辦公室。聯絡了一批年輕，有志於貧困農村發展的全職工作人員，和當地的許多義務工作者，長期紮根農村，瞭解村民的基本需要。支援農村婦女，跟蹤監督，發展滋根的專案。

滋根支援的地區從貴州苗族的深山擴充到黃河邊的中原地帶，山西、湖南、湖北等十幾個省份的最貧困村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歷史和文化，但是他們共同的就是他們的貧困，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滿足。

滋根的種子在中國大地生根，願滋根的花朵開遍中國大地。（完）

 

滋根：願景和宗旨

• 滋根的宗旨：促進“以人爲中心，可持續的發展”的社會。
• 支援的標的：中國最貧困地區的人們及在城市中艱難謀生的農民 工。滋根特別強調支援女童及婦女接受教育及參與發展的平等機會。
• 支援的內容：人的基本需求爲基礎：特別是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的認識、知識和環保適用科技的推廣。
• 合作參與：滋根工作人員長期紮根農村和社區，以學校，鄉村，農民工社區爲基礎：本著平等，尊重，參與的精神，瞭解他們最緊急的基本需要，給予最有效的支援。當地從事專案的申請 設計和執行。

每年都有滋根的一些會員和義工自費到滋根專案點，訪問學校，學生，走村串寨，瞭解村民的文化，生活，期望和困難。